其实伊一向比较关照学生,只可惜,当年真应该选他当导师,因为他是个快手。当以前还有些学术想法的,不像现在这般。只是说起来hk这地方,他也觉得是过不太惯的,“有同事,没朋友”,说退休了要回马来西亚去,一高兴,就一群人开车去同事家里聚会吃饭喝茶——在hk是不可能的,hk人的私人空间特别隔离,比如,甚至给同事打电话,也是件诡异的事情,因为同事么,就只有工作上的关系——所以,那一刻偶深深体会了伊的寂寞,怪不得总喜欢叫人吃饭。
他又问我有没有什么计划,我只说写论文要到吐,本来有些学术的想法,如今也疲惫了。他又说,以后如果不一定到大学工作,就大可不必念phd. 我说就是暂时想换换环境,看看哪种更合适。
又说起来我导师,他也表示,只能尽力帮忙一下啥的。又说,让自己学生写中文,因为会快一些。只是我又说,我写中文交给导师,伊只会看得更慢(都不够四级吧,也不懂啥成语的)——总之,都是被逼的……
想想整个世界差不多都乱七八糟的,在哪里也都一样了。我又说想多陪家人(我特别怕家里人跟我苦口婆心语重心长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搞得好像我特别忤逆不孝顺),他说,自己也当父亲的,觉得小孩长大了,一年见个2次就够了,自己去找自己的天地——要是我爸妈有这么豁达,可能我这不会这么有心理压力了。
对啊,早还不如也别送去巴蜀念书,既花钱,还让我越走越远,心越野,火星也是敢去的,家也敢出——肯定我家里人后悔死了,读书越多越反动,这不是,没事找事情做么。
总之,跟他聊天还蛮开心的,本来特别困。他又说在成都街头很多年前拍的卖“豆腐花”的货郎担照片,觉得很稀奇,给我翻跟sindey mintz编的the world of soy里面选取的街头照片,结果我一看,手机里正好也随手拍了月初在人民公园外面买豆花的货担的图片,他说,在其他地方没见过,但我发现成都重庆都是有的。

所以学anthropology的遗存,就是对手机的拍照功能有要求,随手需要拍东西,但又不能总背着单反出门。去年镜头坏了没法修的时候,就多亏了蔡司镜头的手机,虽然现在这个手机,不如上一个的拍照摄像功能,但还是能够将就应付随拍。
照片是在人民公园拍的,里面民国立的保路运动纪念碑,说历史呢,没保路运动吸引武昌的驻军,就没武昌空巢起义获得成功,也就没民国。那时候正好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所以那个川军出川抗日雕像下,有很多纪念活动。其实我也只知道,那时候大片国土都沦陷了,抓壮丁大概也不知道抓了多少,所以300万川军,死伤65万,后人看来完全无法想象。我总觉得土匪多的地方,也是没装备的,草鞋草帽就去了。

当然,当年去报国,却完全没想到,国军麾下,站错队,报错朝廷,捐躯了,牺牲了,有的侥幸保住性命,日后也会成为“污点”,比如这位活得长的老人——如果要是活不长,被斗死了,连个呼喊平反被关怀机会都是没有的。有些侥幸去了tw,当了底层外省人,活在眷村,总想着有朝归家,所以不曾婚娶,拿着民国册封的“土地券”,不知道哪年才可以回到故土,流血牺牲,却报错了朝廷。
所以遥想现在,钓鱼台小岛,一出也闹得够大,大概要“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港府日日阻扰要去保钓的“爱国左派”,米帝又声称全力支持倭人。所以,现在谈爱国,是个复杂的命题,没有哪种势力期待抗战青年的重现,所以得用微妙的方式,爱不同层面的家国,需要被爱的时候得表现爱,不需要被爱的时候,就不表现爱,该给衣食父母米帝日帝欧帝卖命,还得卖——不然谁来爱你呢。
我再次觉得,很多记者的眼界有限,甚至都没啥基本的认识观,尤其是还号称做时事政治的,对于一些学术界的建言,就可以随口一个“有鸟用”来评论一份关怀社会的建言么?亏得还是南周的。很多时候不是有左派要骂。算了,就算只带我一天,一辈子就得叫人师傅,我这当学徒的,还真是憋。
赞社会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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