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10, 2011

城中

今天休息一天,跟志莹午餐讨论完“穷孩子也有春天”的教育问题,其实某报所引出的一些例子本身就是反例,比如跻身超级中学和p大中文系的某师妹,流动的渠道仍然存在,只是智商或许获得高分的资质就更容易往上流动。

当然,鉴于有些友人习惯性地以出身平民的自身经历来证明体制的“公平”,比如成功考上p大,成功考上博士,不复习国考也能有高分,没有背景也能成功进入部委,等等。当然这样的人肯定是这套体系的获益者,然而实在是例外之例外,公平实在难以体现,也难以反驳质疑体系的人,比如,这位友人对于体制话语的逻辑和熟稔程度,或许是智商或者悟性,以及对付体制考试的技巧把握,显然是超出常人的——那即是是出身平民,也能跻身高位——就像我那位现身的师妹一样,本身就是例外的例外。

志莹曾经关注这类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适应性问题,真是早有慧根……

虽然我曾经见证过不少出身平民的孩子,依靠自身的资质,获取一个好的考试分数从而进入超级中学,也有了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然而适应性仍然是一个话题,不论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或许我在很早的阶段就经历了类似的冲击和适应,然而影响是一直都有的。因此流动并不是问题,反而是心理适应吧。按照自己对于同龄人的见证,这其中会有问题,哪怕是进入超级中学,名牌大学,这些过程里心理上的适应,以及在很多场合下,cultural & social capital的缺乏,都可能打击这些年轻人的自信,成为压碎梦想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总不合时宜的想起来那部母校中学的纪录片,高三一年,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们在高考制度下的不同足迹,几个对象都是实验班的,来自农村的孩子保送去了清华数学系,来自中产的孩子上了p大新闻学院,来自官员家庭的孩子出了国,另一个城市平民家的孩子去了人大——看起来都很公平,美好。

作为这些过程的过来人,我会很自然的觉得这只是天真童话的第一步,真正的分层,“龙生龙,凤生凤”的分层会在毕业流向的时候体现出来,代际累积的资本在那一刻可以发挥巨大的效用,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摧毁一个人,广义的关系和人际起到的作用会比一张白纸大多了。

那,要怎样呢?或许这就是社会规律吧,类似的研究Bourdieu不是早做过了么?只是教育资源的缺乏,这个才是偏远地区最应该被重视的方面所在。

志莹带我逛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比如,一个叫棠涌的城中村,其实大概已经算是郊区了,外来务工人员集散地,蛛网一般的电线网很容易失火的样子……据说这里人口众多,然而没有人关注这里的公共交通问题,拥堵和居住环境问题,好像这些人都不是生活在广州一样——大众传媒讨好的是有资本的社群,是老广州人,对于这个被称为“新广州人”的群体,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没有规划轨道交通,统统与“广州”无关。

其实我在我老家的时候,就会经常看到到“龙岗”“塘厦”等珠三角地区的长途大巴,后来我陆陆续续到了这些我从小就看到大地方,比如龙岗,以及到“瑞安”,后来我知道那是jachie师姐的家乡而已。

阴差阳错的,大概我也是外来流动人口的一员,比如我刚转学到bs的时候发现唯一讲话能有点同乡气息的就是食堂里煮面条的来自忠县的雇员们,到了帝都更是感受到春运的一票难求,到了珠三角,随处都能听到讲西南官话的人,更多了。

我们挤在巴士里的时候,志莹提醒我看立交桥底下长满石笋狼牙的地板——那是为了防止有人夜里睡在天桥下面的——有时候,城市的无情和冷酷,就是连天桥下都不能给露宿街头者的。记得有一期《中大学生报》做过维园里的寄宿者的访谈报道,流浪者,无家可归者,也应该有保持一份尊严的空间吧。

我们进入城中村的时候,村口的联防对着我们后面提着凉席、水桶和电风扇的女青年们说,“靓女,把身份证拿出来登记。” 我们没有被要求查证。

村里贴了很多通往不知名地方的大巴路牌,青年们拎着箱子在路边等着,交通没有任何秩序。

打雷的时候担忧蛛网电线的隐患,于是就匆匆离开了。我在去程的巴士上看到了三元里的非洲人,后来终点在批发衣物和茶叶的物流中心,我有心替家人淘了一条雪纺裙,回程的时候非常后悔买少了,因为突然想起来更急需惊喜的朋友,临走之前在茶店里喝茶,英德产的红茶第一次试,行道不够,难以喝出来不同品种的差异……

自家煲的汤,永远是最好喝的~ 我要多多跟粤港友人们学习煲汤技巧,海底椰,无花果,排骨,等等……

我仔细研读了计生政策,除非我生双胞胎,恩,不然就是个坑爹的现实……虽然我连头胎的爹都没找到就开始担忧二胎的合法性,想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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